西方文学与教育

杜力：多达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唯一用拉丁语进行写作的世俗女作家，她写给长子威廉的教育书简《人生指南》具有多重意味。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思潮是借助基督教来推动文化进步，并且同时去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准，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多达的思考与写作。在《人生指南》中，多达将希望寄托于信仰，期盼威廉在基督教信仰的指引下成为一个能够承担起贵族的社会职责的完美之人。多达在《人生指南》里不仅试图去为威廉寻觅如何在乱世中安身立命之道，而且她还揭示出了一条重建和谐有序社会的伦理与宗教路径。

‘张煦：文学与启蒙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关系总会因为革命因素的加入而变得复杂且充满矛盾，探究这三者间的互动一方面可以更准确地还原当时的文学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的社会功用问题。俄国的1920年代正是这样一个被革命和战争抛入到急速运转轨道的时期。对未来的极度不安和无限渴望使得不同阵营的人们（革命前的贵族诗人群体、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同路人作家）开启了关于“新人”的共同想象，而文学作为与广大民众连接的直接手段，注定要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本讲座选取三个不同的样本（勃洛克的《十二个》、波格丹诺夫的《红星》、扎米亚京的《我们》）来考察革命因素的促动下文学与启蒙的互动关系，看一看1920年代人们通过文学构建的理想未来是怎样的，与此同时对当下文学的教育功能提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