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沈从文先生病逝于北京，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挽联，只有短短四句：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后来它被刻在沈从文墓碑的背面，面对着沱江水。江月年年，星汉灿烂，日日看舟人往来。时间在窗外流，以急湍劲浪改造着社会的一切。这些进入时代激变中的民国时代的文人，也如水一般，看似柔弱，其实坚韧，且能涵容，并源远流长。尽管处境和个人经历异殊，但悲悯与谦和，热忱与真诚，沉静与平和，这些坚持，贯穿于生命始终，为文为人，都是一体。
五四时期，文学正茫然于从何处新生与向何处追求。过去的传统被纷纷否定，何为“文以载道”？何为“平民文学”？故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提倡为社会写实的新文学，而不是单纯为个人造命的文学。而郁达夫、陈独秀等文化精英更是以看出了新文学的巨大潜力，眼见着旧社会一天天沉沦下去，不期而至地发出“创造世纪”的呼喊。最为关键的是一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有识之士，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与对新旧社会的真知灼见，把一腔热情灌注在对大众思想的改造上。正如胡适在《诗国论》中写：“当时有这一班远见的
人，眼见国家危亡，必须唤起那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这救国的责任。他们知道民众不能不教育，而中国的古文古字是难以做教育民众的利器的。”
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忧患意识在文学创作中得到贯彻，追求没有分界，只有表达形式的不同。鲁迅大胆尝试白话文创作，在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新文学主张的同时，也不忘对民众的思想启蒙。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更是不拘一格，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表现，都与以往的诗歌大相径庭，开辟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大胆呼唤革新与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文学抒写。而更为可贵的是，越来越多满怀抱负的文学青年，在新文学旗帜的引领下，纷纷投入到各种文学创作中，给沉寂许久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凉风。
在林徽因家中的艺术沙龙茶会里，聚集着包括朱光潜、沈从文、巴金、萧乾在内的一批文坛名流，他们谈文学，辩古今，“双眸皆因这样的精神聚餐而闪闪发光”。尽管文学观念不同，在交谈和后来的文章中也不乏暗含交锋之意的作品，但也只是因为彼时两方的“瑕瑜皆太夺目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创造社的成员，他们深爱艺术，同时在字里行间也不忘家国忧患。以郁达夫为例，以自叙传的抒情小说见长的他在作品《沉沦》中痛诉一位留学生在日本难堪的生活经历，借其临死前的呼告使自叙传的个人经历与国家意识联系起来，凄清的爱与忧伤，不时流露在作品中。
天涯落拓，他们在时代之激变中坚韧容忍，那些被时人认为偏激甚至近乎疯狂的呓语，却是如此清醒地看待这社会和自己。时间，确实是个古怪的东西，改造着一切，也在印证着一切。“尽强健的爬起，尽懦怯的灭亡”，个体生命与百汇万物达成了无拘束的双向启蒙，以赤子的眼睛观照他者，把赤子的心留给后人，一如沈从文先生墓碑正面上刻着的手迹：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5月5日（周四）18:00，图文西厅，思索邀您与周立民老师一起，在赤子的世界里，一睹民国文人的风骨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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