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新闻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框架理论对传统意义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等规范进行了挑战，认为新闻产品不可避免地要从某个角度对事实片段进行打包，从而采取特定的叙事组织原则(organizing principle), 以宣传特定的、符合媒体自身利益和立场的 “问题定义、因果解读、道德衡量、方案推荐”。作者采取质性归纳的研究方法搜集15家主流报刊在‘反对普通话教语文课’运动初期至一年后的百余篇消息、社论及专栏文章，基于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批判话语分析。研究显示，香港本地平面媒体积极参与政策过程中的话语争夺(discursive struggle)：借用近期受众熟知的“中港矛盾”这一公共话语，调用“民主／专制”的宏大叙事，力图保持“普通话教语文课”的“政策窗口”关闭，使得普通话支持者在主流媒体上几乎无法获得言论空间。作者认为，以批判话语分析结合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教育政策，有助学者以批判眼光看待媒体中立、客观的社会皮肤，及其基于自身利益对公共意见不可避免的扭曲。

干青：本论文以问题为导向，以云南的地缘优势为切入点，以周边国家这个特定的区域为主要对象，以对外传播和语言学为大语境，以坚持对外传播、语言规划、外宣翻译话语和项目管理话语为基础，贯穿对外传播理念，突出了视角拓展、话语构建、实践应用。
张杏玲：笔者在阐述外宣翻译和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基础上，从生态翻译学的以译者和翻译生态环境为中心的翻译观出发，提出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的过程、原则、策略及其质量评估等，并从语言、文化、交际等多个维度对彝族文化外宣翻译进行案例分析，旨在说明和论证生态翻译学理论运用于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研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进而分析设计出最优的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策略，以期得到“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
段袁冰：语码转换是语言接触和语言交流的必然产物。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究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三语环境下，教师课堂语码的现状。即从性别、教龄和职称三个社会维度观察教师课堂语码的转换频率、语言方向和功能用途，进一步总结出少数民族地区教师课堂语码的特点。再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教师和学生对课堂语码转换使用的态度差异，找出课堂语码转换背后的影响动因，并结合生态学理论和当地的实际教学情况，提出合理使用语码转换的建议。
郎非: 本文旨在研究社会临场感在网络学习环境下对于学习者中介语语用学习的影响。本文从中介语语用认知强度、二语语用能力发展和中介语语用网络学习感知这三个视角出发，在探究型学习社区模型理论框架下研究社会临场感对于中介语语用网络学习的影响。本文提出了基于微博媒介的中介语语用教学方法，帮助英语学习者注意到显现在网络社交中的语用知识，提高在英语交际过程中的语用意识，为今后以英语作为交流媒介的学习和工作做好准备。
贺红霞:本研究是一项针对陕西某高校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口语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角色和互动的案例研究。研究问题源起现实课堂教学实践，在回顾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实际教学确定了具体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研究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constructivism learning theory）、合作学习理论（cooperative learning theory）、及任务学习理论（TBL—task-based learning）为基础。研究对目标学校口语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在常用的话题展示活动中的角色和互动实际情况进行描述。并在描述的基础上揭示教学中角色和互动存在的问题，进而通过后续研究找寻影响角色和互动的具体因素。

文化研究在今天的学术界已成显学。我们常说的“文化转向”主要是指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社会人文学科，文化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讨论的焦点。然而文化研究就是对文化的研究吗？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什么特点？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又是什么？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到底是文学批评的转机还是文学批评的迷失?如何才能在文学研究中发扬文化研究的旨趣和方法？本讲座旨在对以上问题，以讲座人博士阶段的科研实践与论文写作，分享一些非常个人化的思考。

1988年，沈从文先生病逝于北京，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挽联，只有短短四句：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后来它被刻在沈从文墓碑的背面，面对着沱江水。江月年年，星汉灿烂，日日看舟人往来。时间在窗外流，以急湍劲浪改造着社会的一切。这些进入时代激变中的民国时代的文人，也如水一般，看似柔弱，其实坚韧，且能涵容，并源远流长。尽管处境和个人经历异殊，但悲悯与谦和，热忱与真诚，沉静与平和，这些坚持，贯穿于生命始终，为文为人，都是一体。
五四时期，文学正茫然于从何处新生与向何处追求。过去的传统被纷纷否定，何为“文以载道”？何为“平民文学”？故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提倡为社会写实的新文学，而不是单纯为个人造命的文学。而郁达夫、陈独秀等文化精英更是以看出了新文学的巨大潜力，眼见着旧社会一天天沉沦下去，不期而至地发出“创造世纪”的呼喊。最为关键的是一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有识之士，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与对新旧社会的真知灼见，把一腔热情灌注在对大众思想的改造上。正如胡适在《诗国论》中写：“当时有这一班远见的
人，眼见国家危亡，必须唤起那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这救国的责任。他们知道民众不能不教育，而中国的古文古字是难以做教育民众的利器的。”
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忧患意识在文学创作中得到贯彻，追求没有分界，只有表达形式的不同。鲁迅大胆尝试白话文创作，在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新文学主张的同时，也不忘对民众的思想启蒙。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更是不拘一格，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表现，都与以往的诗歌大相径庭，开辟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大胆呼唤革新与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文学抒写。而更为可贵的是，越来越多满怀抱负的文学青年，在新文学旗帜的引领下，纷纷投入到各种文学创作中，给沉寂许久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凉风。
在林徽因家中的艺术沙龙茶会里，聚集着包括朱光潜、沈从文、巴金、萧乾在内的一批文坛名流，他们谈文学，辩古今，“双眸皆因这样的精神聚餐而闪闪发光”。尽管文学观念不同，在交谈和后来的文章中也不乏暗含交锋之意的作品，但也只是因为彼时两方的“瑕瑜皆太夺目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创造社的成员，他们深爱艺术，同时在字里行间也不忘家国忧患。以郁达夫为例，以自叙传的抒情小说见长的他在作品《沉沦》中痛诉一位留学生在日本难堪的生活经历，借其临死前的呼告使自叙传的个人经历与国家意识联系起来，凄清的爱与忧伤，不时流露在作品中。
天涯落拓，他们在时代之激变中坚韧容忍，那些被时人认为偏激甚至近乎疯狂的呓语，却是如此清醒地看待这社会和自己。时间，确实是个古怪的东西，改造着一切，也在印证着一切。“尽强健的爬起，尽懦怯的灭亡”，个体生命与百汇万物达成了无拘束的双向启蒙，以赤子的眼睛观照他者，把赤子的心留给后人，一如沈从文先生墓碑正面上刻着的手迹：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5月5日（周四）18:00，图文西厅，思索邀您与周立民老师一起，在赤子的世界里，一睹民国文人的风骨与追求。

因单一语言一般难以概括跨语言的类型范畴，因此“类型学范畴的跨语言比较”一题似有同语反复之嫌。为此，本讲所谓若干类型学范畴共性和差异的跨语言比较分析，拟说明以往研究不是十分注意的两个问题：（1）某些传统上相同的范畴实为不同质的语言类型，原因在于它们可能有不同历时来源和制约条件；（2）即使相同的范畴类型，可能存在跨语言等级的差异，这对于认识具体语言所属类型的典型性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