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书馆各项新功能的服务和各种主要资源的介绍。将详细介绍如何通过各种服务方式获取文献和关于文献方面的帮助（如，对课题的趋势判断等），还包括科研时可能用到的软件简介。

简•奥斯汀生长于法国大革命前后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她自幼喜欢读书，并从牛津大学出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那里汲取了宝贵的文学素养并接受独特的家庭启蒙教育。她的六部小说承上启下，创造性地继承了英国情感小说传统中的精华，用幽默的笔调讽刺抨击其中的糟粕，通过形象思维深入探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辩证关系。奥斯汀无与伦比的小说艺术反映了她独特的、理性的、创造性的思维，在客观上有效地传播了英国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唯物主义思想，对英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讲座将解读奥斯汀对理智与情感的思考以及她笔下的“理智”与“情感”代表人物的表现。

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 名家讲坛
主持：余华 博士 （语言研究院）
摘要：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应在其自身的语言与文化表述下得到公平的尊重，这一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念已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然而近年来却受到抨击。主讲人提出，可以将文化相对主义作出“强”与“弱”两种类型的区分。较为强势的一种需要研究者放下一切伦理道德评判，但该种观点有其自相矛盾的一面。另外一种相对温和的文化相对主义，将进行伦理评判的责任更多地置于人类学学者本身，并强调应将相应原则纳入一种更为广阔、不拘泥于某一专业领域的课程中。尽管有着一定的困难，后者仍然为跨国际的理解提供了更可行的路径，同时也应当成为文化领域教学中的基础部分。
“The Ethics of Cultural Relativism: Tolerance, Acceptance, Adaptation”
Cultural relativism – the idea that all cultures are equally worthy of respect, each on its own terms – has long been a staple tenet of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t has come under fire. The speaker will argue that there are in fact two versions, a “strong” and a “weak” one. The “strong” version requires a total surrender of our ethical judgment, and as such comes into conflict with itself. The “weak” version works much better, but places heavy responsibility for ethical judgment on anthropologists themselves, and requires them to teach its principles as part of a wider, non-specialist curriculum.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this approach offers a surer path to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should be the basis of all teaching in cultural fields.

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聚焦欧洲人类学
主持：余华 博士 （语言研究院）
简介：三十年前，在“西方”社会做人类学研究被看成是一种自我放纵的奢侈，欧洲研究和北美研究的学者认为欧洲研究和人类学是不相干的。这种态度源于对人类学的误解，但现在这样的误解已销声匿迹。然而，在中国，对理解欧洲大陆及其社会、文化问题至关重要的欧洲人类学却还未认真展开。教授将讲述欧洲民族志如何开启对构建欧洲身份的日常生活过程的深度理解与赏析，如何更清晰地理解欧洲联盟的活力与失败。

“The Anthropology of Europe”

Until three decades ago, doing anthropology in “Western” societies was considered a self-indulgent luxury, and one that scholars working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other disciplines saw as irrelevant. That attitude was based on a misconception of what anthropology is about, and has largely vanished, yet in China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Europe in particular, although vit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nd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problems, is not well advanced. The speaker will suggest how a reading of ethnographic studies would initiate a deeper appreciation of the everyday processes that constitute European identities, and would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and failur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 名家讲坛
主持：余华 博士
摘要：学者生活在一个不为外人所理解的专业世界里。一些对“象牙塔”的无情批判宣称，对大多数公众而言，学术工作是一种奢侈品，而且与社会问题没什么关系。主讲人提出，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让学术到达公众领域，而其要点就在于借鉴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时所做的工作方式—为理解学术受众的价值观、态度和偏见做出切实的努力。这对于学术职业而言极其重要，它需要的是反思学术界评价彼此工作与成果的方式，需要回归到学术作品的质量本身，而非简单定量的罗列成果。
"The Academic as Professional: Reaching the Right Audience"
Academics live in a professional world that is not well understood by others. Unsympathetic criticism of “the ivory tower” suggests that for much of the general public academic labor is seen as a luxury and as irrelevant to society’s problems. The speaker will argue that, in this discouraging atmosphere,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outreach lies in doing what anthropologists are actually supposed to do as a matter of course when they conduct fieldwork: making a real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values, attitudes, and prejudices of their audiences. This is vitally important for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f it is not to be displaced by other institutions, but it also requires a rethinking of the way academic evaluate each other’s work and a return to qualitative criteria rather than the simple enumeration of achievements.

作为光耀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淀了丰厚的发展底蕴。回顾上海翻译领域走过的道路，能够看到上海为中国与世界接轨做出的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化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本讲座探究上海翻译在中国社会走向独立自强的道路上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彰显上海翻译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并从中获取当代翻译人前行的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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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座考察建国十七年时期中国翻译话语的生产。它所涉及的内容和以往研究有很大不同。这里既不研究翻译史，也不研究纯理论，既不是译本研究，也不是翻译家和翻译过程研究，而是考察有关翻译的认识、知识和真理产生的过程以及实践方式，即翻译话语研究。这对中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是必要而基础的工作。之所以选择从话语的角度进入这一比较安静的领域源自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生产的失衡。众所周知，建国后十七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极为繁荣，虽然翻译什么、如何翻译、怎样阐释等等均受到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但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的翻译的确给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即便单纯从数量上来说，这一时期绝对称得上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高潮。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如此丰富的翻译实践，翻译理论成果却仅有“神、化”说这两家之言。实践与理论之间数量上的失衡令人怀疑是否还存在一个被压抑的他者历史？更进一步，在内容上，“神、化”说特有的中国传统美学品质与翻译实践的政治环境之间截然不同，两者之间因文艺与政治的分野产生了巨大的张力。
其二，翻译理论或话语的历史性。翻译理论的生产不是处于真空的环境。傅雷的“神似”论来自他在1951年《高老头》重译本的序言，但自发表以来一直并未引起大范围的关注。这与他个人的政治遭际是否有关值得深究。钱钟书的“化境”说首次出现在《林纾的翻译》一文。此文刊于196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两年后文革爆发，它因此沉寂了十多年之久。这也就是说，“神、化”说在它诞生的那个年代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得到如今天这般的经典地位。这进而引出了两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第一，如果“神、化”说并未在十七年时期产生任何重要影响，那么这一时期主导性的翻译理论到底是怎样的？在由80年代及以后不断的历史书写所建构的十七年翻译理论“大历史”的背后，是否还存在一个隐形的、被压抑的“小传统”呢？第二，作为一种观念的翻译理论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它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与它诞生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互文关系。不仅如此，翻译理论和译本一样，其经典地位也是被建构出来的，这表明我们必须将翻译理论视作一种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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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多个方面证明了近些年来新闻标题中的“料”字正在经历从“[猜想] ＞ [可能]”的语义演变。核心问题是，新闻标题“S + 料 + V（O）”格式是“料”字演变出可能义的句法环境，并要求此格式中的“料”的施事须是记者（作者、机构等），不能是主语S，主语S与谓语（中心）V应是主谓关系或者施动关系。新闻标题作为“语言特区”的类型之一，具备“料”字从“[猜想] ＞ [可能]”的特殊句法环境。

场所(place) /空间转向是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融合的重要平台和创新机制。本讲座介绍语言学科如何介入一带一路遗产地的研究，用语言民族志和文化话语方式研究历史场所和文化景观。讲座以孔孟文化遗产地为例，提出体现中华传统的地方观和语言观，通过考镜源流的民族志，充分展示围绕特定场所的古文献记载、西方旅行家日记和照片、当地居民口述史等跨越时空的多模态文本资源。通过互文性的深度空间叙事，赋予历史场所和景观以鲜活的生命，使语言不仅成为重现、维持和激活传统文化的载体，也直接参与到场所的建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