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历史中的语言问题”的探讨,即语言思想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变成日本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新动向。学者们以历史语言学中的“汉文训读”作为研究对象和观察角度,提出了新的历史认识方法“汉文文化圈”。立足于历史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交叉是其重要特征。同时该类研究也有着试图打破“民族—国家话语”与“西方中心话语”藩篱的趋向,与当下的全球史发展有着高度内在关联。
王侃良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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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历史中的语言问题”的探讨,即语言思想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变成日本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新动向。学者们以历史语言学中的“汉文训读”作为研究对象和观察角度,提出了新的历史认识方法“汉文文化圈”。立足于历史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交叉是其重要特征。同时该类研究也有着试图打破“民族—国家话语”与“西方中心话语”藩篱的趋向,与当下的全球史发展有着高度内在关联。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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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考”为主题的讲座中,赵曙明教授将深入探讨数字经济的特点及其对企业运营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在这一背景下的转型与创新。讲座将结合教学、案例研究与科研,深刻剖析如何在数字经济的环境中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与实践。赵曙明教授将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实际案例,以期为听众提供新的视角与启发。
赵曙明博士,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南京大学行知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企业管理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兼任教育部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第三任主席、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特邀副会长、江苏省人力资源学会终身名誉理事长。已出版20余部学术著作,发表500余篇学术论文,2020年荣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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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与媒介生态
John Dowd,美国博林格林州立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School of Media & Communicatio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副教授,他的学术兴趣聚焦于传播领域,尤其关注语言如何在我们与世界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他的研究工作大量借鉴了媒介生态学、修辞学以及社会学理论,旨在探讨话语、教育和技术在符号与物质层面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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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积极心理学融入二语习得领域促成了积极外语学习情绪研究的蓬勃发展。愉悦情绪作为核心议题,吸引了广泛的研究关注。本讲座旨在回顾与梳理外语学习愉悦情绪研究成果,剖析该研究领域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尝试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博士(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海南师范大学青少年语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主要是外语教学心理。迄今在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Innov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等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担任多个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SSCI期刊特邀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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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国总统、政党、选举等核心因素,简介大韩民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的政治体系变化与特点。
上海政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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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6~前27)是公认的最博学多产的古罗马学者,其著作《论拉丁语》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具原创性的古罗马语言学著作,至今仍有许多富有价值的内容待后人挖掘。本讲座将对瓦罗的生平及其《论拉丁语》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现状进行介绍。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音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Language & Communication刊物编委。为本科生讲授语音学、音系学、语音声学和语音感知、比较语言学、中国传统音韵学、梵语入门等课程,为研究生讲授语音学、音系学、语言学研究方法等课程。在语言学史、语音学、对比语言学等领域发表论文若干,出版专著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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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讲解文献综述类型、写作过程和注意事项;以文献综述撰写过程为主线,讲解如何运用AI工具如智谱清言、星火科研等辅助文献阅读、理解和分析,提高研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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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中国外交部政研司副司长、中国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长、中国驻以色列大使,现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南京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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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座以认知语言学中的“时间运动视角”这一热点研究问题为例,首先回顾时间认知的研究传统,指出时间的空间表征受到身体运动经验、生活环境、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表现出较高的灵活性和可塑性;其次从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介绍当前时空隐喻研究的最新进展;最后,结合研究发展趋势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以及可能的扩展路径,重点指出方法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对于深入了解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认知同一性,以及当代隐喻理论尤其是具身认知提供了新的素材与切入点。
李恒,文学(中国)和哲学(英国)双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SSCI和CSSCI两大检索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研究性论文130余篇(包括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Science,《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心理学报》等)。目前担任7本SSCI 期刊编辑工作(Cognitive Linguistics副主编,Language & Cognition 总编辑,Gesture副主编,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副主编,Current Psychology副主编,Psychological Reports副主编,Social Cognition 副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系列丛书Cambridge Element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副主编。同时担任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Pragmatics & Cognition等13本SSCI期刊编委。担任Journal of Pragmatics,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System, Linguistics, Lingua,《心理学报》、《现代外语》、《心理科学》、《外语与外语教学》等40多家SSCI和CSSCI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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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丹(Banten),中国明代载籍称为“下港”,位于今印尼爪哇岛的西端。1527年时的万丹还是个小渔村,一批从爪哇岛淡目(Demak)流亡而至的爪哇人在此建立起了一个穆斯林社区。1570年,在哈沙奴丁(Hasanuddin)及其子莫拉那·尤索夫(Molana Yusof)的统治下,万丹崛起成为一个独立的港埠王国,并在17世纪上半叶成为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胡椒生产与交易的最大规模的贸易中心。当时,万丹港口商舶辐辏,来自华南、西亚、南印度、马来半岛、苏门答腊、香料群岛、以及欧洲的商贾齐聚在万丹,互市交易。在这些商人当中,来自福建南部的中国商人的人数最多,而且是当地最为活跃的一个商人群体。
万丹之所以在当时能够成为盛极一时的胡椒贸易集散地,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商人对当地胡椒的采购,以及欧洲人带到当地的白银。久而久之,中国商船的商品结构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在欧洲人抵达万丹之前,中国商人从万丹出口的主要是胡椒;而当欧洲人到来之后,中国商人便将胡椒换成了欧洲人带来的白银,悉数运回华南。换言之,中国商人最初渴望得到的是胡椒,后来渐渐地就变成了白银。
在欧洲人抵达东南亚之前数百年,以闽南商贾为主体的中国海商就已活跃在东南亚海域的各个贸易港埠,而福建与印尼万丹港埠之间的民间海上商业往来可以一直追溯至1527年。所以,当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抵达印尼群岛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大批来自福建漳、泉地区的中国商人早已牢牢地控制住了当地的胡椒中介贸易。于是,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所有的欧洲商人都不得不仰赖中国商人为之深入至爪哇山区去采购胡椒。
根据中西档案文献的记载,本讲座将探讨大航海时代印尼西爪哇的胡椒贸易历史,揭示出活跃于当地的中国商贾与欧洲人、爪哇土王和贵族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进而指出:以闽南商人为主体的中国商贾曾经在印尼西爪哇的胡椒贸易活动中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商人在亚洲海洋史及东南亚经济史的发展进程中曾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一点,史学界同仁在研究亚洲海洋史时,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与评价。
钱江,香港大学荣休教授。曾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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